泛娛樂直播平臺讓人咋舌的龐大用戶基數，帶來的廣闊市場空間之中，充斥著巨大的紅利，諸多網絡直播平臺為爭搶市場份額，產生業務競爭本就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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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良性競爭會推進事物的發展，而惡性競爭只會阻礙發展的腳步。

如果說用戶是引起直播業反智的罪魁禍首，那么惡性競爭的直播平臺則是幫兇。惡性競爭叢生，直播行業就永遠不會進步。

從近年來的相關案例來看，網絡平臺之間的競爭早已是屢見不鮮。淘寶、拼多多、美團等網絡電商平臺之間使用刷差評等方式，抹黑競爭對手，已然成為了業界的一種常態。

相較之下，直播平臺之間的惡性競爭更顯惡劣，平臺間互相造謠、抹黑、挖角、回踩、買水軍的例子比比皆是。

傳播內容同質化

研究人員在訪談的數位觀眾之中發現，有兩位觀眾認為，當前我國的泛娛樂直播行業處在一種“虛假繁榮”的狀態之中。

一方面，這種虛假繁榮是指許多直播平臺為營造火熱氛圍而進行的后臺數據造假，一方面也是指泛娛樂直播行業的內容單一、同質化嚴重，缺少長期發展的內源動力。

這里，我們僅從傳播學的角度來探討泛娛樂直播平臺上的內容同質化問題。

依照傳播學理論，傳播內容就是傳播要素中的信息，常見的符號有語言、文字、圖像、色彩、聲音、表情、手勢等，直播間傳播內容的文化符號更具多樣性，根據使用體驗，快手平臺的傳播內容多表現出社交媒體的性質。

大多數用戶表示，觀看直播的目的是娛樂、消磨時間。

直播平臺為投其所好，開始生產出千篇一律的取悅觀眾的內容，并在大數據的依托下順利衍生出了越來越精致的內容推薦算法。

不再滿足于對用戶碎片化時間的搶占，轉而成為了用戶大量消磨時間的“法寶”，最終形成了備受用戶詬病但是卻難以逃離的“信息繭房”現象。

這一繭房以侵占用戶的時間、觸發用戶的消費行為作為最終目的，依托數據流洞察著用戶群體的行為習慣與愛好興趣，既以低廉的學習成本實現了用戶群體的擴大化。

剝奪了用戶的自主選擇權利，又以高度娛樂的特性將用戶群體們推向了反智主義，甚至是赫胥黎式的精神毀滅與大笑者的文化枯萎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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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僅一個平臺上的內容呈現同質化的特征，各直播平臺之間也呈現出傳播內容同質化的趨勢。

在業界出現“抖音成為快手”、“快手模仿抖音”的聲音，究其原因，還是兩者之間的傳播內容出現同質化，無獨有偶地對用戶造成了定位偏差。

傳播內容低俗化

泛娛樂網絡直播的內容呈現的方式比較直觀、快速，不受時間、地域影響，為不同類型受眾提供多元的可自主選擇觀看的內容。

雖然給廣大的“草根”提供了展現自我的平臺，同時豐富了大眾娛樂生活，但是隨之而來的不良社會價值導向，背離了網絡直播初衷。

盡管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出臺，以及各大直播平臺運行體系的不斷完善，當前直播業內的行業亂象有所減少，但是直播中涉黃涉暴涉賭、內容低俗化等違規情況時有發生。

這里我們不妨以“快手”直播發展至今出現過的兩類直播亂象為例進行探討。

一是“快手”發展之初主要提供的一對多社交模式的秀場直播，主播多為顏值較高的女性，存在部分女主播提供包含色情內容的陪聊服務和有辱女性尊嚴的直播內容。

有統計數據表明，觀看此類秀場直播的通常是低收入、低學歷、空閑時間較多的男性，他們在直播間內尋覓存在感，宣泄內心的陰暗欲望，尋求窺私欲的滿足。

而這些主播們為獲取打賞財物，也有部分主播不惜袒胸露乳、言語挑逗，提供軟性色情表演，更有甚者以打賞金額設置線下見面門檻，提供色情服務。

二是吃播主播，此類主播通常以攝像設備將自己用餐的過程直播出去，且往往為滿足觀眾對美食的渴望心理而大吃特吃。

直至一個又一個背離了人類身體承受能力的“大胃王”橫空出世，吃播行業內催吐、食物造假等多種假吃現象才最終暴露出來。

研究發現個體喜歡看吃播主播們狂吃猛吃，有一定的解壓心理存在，但更多是尋求自身欲望的一種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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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樣的低俗化內容的直播之所以能夠在快手平臺風靡一時，甚至于成為了助長快手在行業內快速發展的原初動力，與用戶在觀看直播的同時，身心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與滿足有關。

最早提出“反智主義”概念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認為：“反智主義作為一種態度，不是單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們對理智和知識分子的絕對排斥是罕見的。”

當前，反智主義仍舊具備理查德所描繪的這種“頑固”特性，在泛娛樂直播行業內，對理智與知識分子的排斥逐漸演化出了全新的表現形式。

馬斯洛需求層次認為，人都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是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來的各種需要的強烈程度不同而已。

低俗化直播其實滿足的是受眾的充滿著低級趣味的需求。

在以上案例中，男性用戶們或渴望在直播間排遣內心的空虛、 或為滿足自身的生理需要，深受減肥困擾的女觀眾們則渴望著在吃播主播身上獲得由視覺和聽覺刺激帶來的飽腹感。

誠然，人們使用媒介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但是它不僅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層次需要的標準天南地北，甚至許多時候與最低層次的道德標準之間都是南轅北轍。

傳播內容泛娛樂化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最早提出了“泛娛樂化”一詞，他在自身的論述中認為“電視一直保持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與所有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現，完全是兩回事。”

這里我們不妨將他論述中的“電視”更為寬泛地理解為“媒介”，而媒介所傳播的內容都以娛樂化的形式呈現出來，也就是所謂的“泛娛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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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人們追求娛樂無可厚非，然而這種“泛娛樂化”的現象最終會對文化精神層面進行削弱與沖擊。

研究人員以一檔電視綜藝節目作為例子，此前有著名年長演員與許多年輕嘉賓一起，欣賞了一個傳統的腰鼓表演。

年輕嘉賓們在表演結束后對表演內容挑挑剔剔，頗不尊重，然后年長的嘉賓站出來斥責他們對傳統藝術一竅不通，卻還敢指指點點。

就那段發言的意思而言，是說年輕人要多了解、接觸傳統文化。這種意思當然是好的，但問題是，無論這個環節是否是節目組有意設置，其本意是否真得是想弘揚傳統文化，也無論人們的留言或評論中有多少對人們不了解傳統文化的扼腕嘆息。

人們的目光最終都集中在了年長嘉賓和年輕嘉賓們的沖突上，而不是那段腰鼓之中。 這就是泛娛樂化的一種體現，或也可作為當今世界娛樂化的傾向早已比《娛樂至死》的作者所面對的態勢更為惡劣的一個佐證。

事實上，人們缺少什么，就往往更追求什么。

在教育壓力、生存壓力、就業壓力等多方社會壓力越發增長，焦慮指數不斷增高的當下，人們對于娛樂的追求也越發增長，而網絡直播與傳統的直播行業不同，早期的直播行業多以新聞事件為主，直播的內容是經過篩選且非常嚴謹的。

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和真實性，而網絡直播在興起之后，不僅搶占了電視現場直播的市場，更以更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低門檻的準入標準，推翻了現場直播專業、嚴謹的業務要求。

用戶自身成為了生產內容的主體，正迎合了人們對娛樂的巨大需要，因此互聯網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衍生出網絡直播這一娛樂模式也不難理解了。

但就如尼爾·波茲曼在書中那段經典的“我想要讓這本抵制電視的書被更多人看到，就必須上電視”的自我調侃一樣。

我們所面臨的困境也同樣就在于，依托于社交平臺、直播等當前受眾最多的網絡媒介，來呼吁人們不要再向“泛娛樂化”的方向發展，就如同干涉人們對于直播平臺的使用一樣并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