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東盟雙邊經貿關系不斷發展，在投資、貨幣金融和區域金融合作領域均取得顯著成果，雙方金融合作也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亞洲區域新的經貿關系的形成、RCEP的實施，以及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為雙方金融合作注入巨大潛力；另一方面，中國與東盟還需通過完善區域金融安全網、促進亞洲共同債券市場的建設、提升金融合作水平、推動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等措施，化解挑戰，推動雙方金融合作的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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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是亞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中國和東盟雙邊經貿關系深入發展，金融合作具備了更深厚的基礎。

　　在投資領域，根據商務部《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相關數據，2021年，中國大陸對東盟10國的投資達197.3億美元，占對亞洲投資的15.4%，占對中國香港以外亞洲投資的73%；72家東盟金融機構獲得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資格。

　　在貨幣金融領域，2021年中國-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量達4.8萬億元，同比增長16%，十年來增長近20倍。中國人民銀行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老撾五國央行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與印尼央行正式啟動中印尼本幣結算合作框架（LCS）,實現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及中資銀行在東盟10國全覆蓋。

　　在區域金融合作領域，2021年3月，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特別修訂稿正式生效，增加了本幣出資條款，CMIM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的脫鉤比例從30%提高至40%。“10+3”（東盟+中日韓）框架下的區域內金融合作獲得了進一步升級的動力。

　　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面臨著新機遇。一是亞洲區域新的經貿關系正在形成，東亞區域分工走向重構，東盟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方面的市場份額擴大，中國則成為重要的最終需求來源和更高附加值的中間品提供者，這為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實體經濟基礎。

　　二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是目前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自貿協定，這為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帶來更大空間和新的機遇。

　　三是人民幣國際影響力正在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框架進一步完善。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貨幣錨研究，東盟國家中，與人民幣波動關聯較緊密的貨幣包括印尼盾、菲律賓比索和馬來西亞林吉特等。人民幣是東盟區域影響力第二大的貨幣，其影響力僅次于美元，顯著高于歐元和日元。

　　四是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領域和新業態在區內蓬勃發展，帶來更多合作機遇。

　　亞太地區在貿易、投資、價值鏈領域的一體化程度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科技領域的互聯互通更是具備了顯著的長板特征，亦可以成為金融合作的抓手。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還有較多可以發力之處。

　　首先，進一步完善區域金融安全網。各方對于進一步深化區域內金融合作的訴求日益高漲，中國和東盟應當加強“10+3”框架下的區域金融合作，促進清邁倡議多邊化從承諾出資轉為實際出資，并通過多種途徑擴大其資金規模，建立起具有法律地位的基金，更好地發揮其區域金融安全網的職能。除應對流動性問題之外，雙方還可探討在區域內以本幣出資形式建立基金，促進區內經濟可持續發展和金融穩定。

　　第二，推動建設亞洲共同債券市場，積極開展資本市場合作。在過去，建設亞洲共同債券市場的一個共識就是，東亞國家普遍持有過多的外匯儲備，導致儲蓄外流，無法支持東亞本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發展。自2022年烏克蘭危機以來，國際金融制裁風險上升。加強亞洲共同債券市場建設，尤其是以中國在岸市場為重要構成部分的亞洲債券市場建設，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應繼續促進債券市場的雙向開放，吸引東盟國家的優質來源到中國市場發行熊貓債券，進一步做大、做深亞洲債券市場。此外，也應繼續深化中國與東盟在資本市場的合作。

　　第三，在RCEP等經貿協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金融合作水平。應推動區域投資合作，加強在傳統貿易及數字經濟領域產業鏈上下游的合作和延伸。要特別重視以區域內科技領域的長板為基礎，加強金融科技領域的合作，加大金融對跨境電商、貿易數字化等數字經濟模式以及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產業的支持，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區域價值鏈調整的大背景，形成分工更加合理的亞洲價值鏈。應持續完善中國與東盟的貨幣金融合作機制，促進貿易與投資便利化，擴大區域內的本幣使用。

　　最后，以人口流動為基礎，推動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根據我們的調研，疫情前僅廣西就有約20萬越南勞工。但這些勞工沒有工作簽證，只能通過邊民證在廣西工作，因此無法在銀行開戶，雇主只能使用現金為其發放工資。可以嘗試建立“中國產業鏈+東南亞勞動力”的經濟一體化模式，這樣既可以緩解中國年輕勞動力的短缺，又可以通過引入國外勞動力要素把產業留在國內。而圍繞勞務合作產生的支付、匯款等需求，可考慮通過開立可供跨境使用的人民幣賬戶來解決，同時擴大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使用場景和網絡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