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版《繁花》中的人物就是以寶總和玲子、李李及汪小姐三個女性間的微妙關系為中心　　　　　　　　　　　　　　　　　　　　　　　　

　　潘凱雄

　　觀點提要

　　當一部作品在整體藝術表現上達到了相當高度時，構成一部成功作品最基本的若干要素，都會不動聲色地蘊含其中，在這里，“整體性”無疑是極為重要的關鍵詞。這一點對提升文藝創作的整體品質更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電視劇《繁花》的收視熱余波蕩漾，對它的主流評價似乎已然定型：“用拍電影的方法攝制而成的電視劇極品”“歷時三年打磨而成的電視劇精品”……但究其緣由，則似乎還不那么統一。

　　有人說：底本好。電視劇之底本——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當年是第一部“五個一工程”獎和“茅盾文學獎”的雙獎獲得者。

　　也有人說，不盡然。一方面，過往依據獲得“五個一獎”和“茅獎”作品改編的電視劇并不少，如《平凡的世界》《人世間》等反響雖也不弱，但引發反響的觸點卻不盡相同，而更多依據獲長篇小說大獎改編而成的電視劇反響則并不那么熱烈；另一方面，倒是有一些播出后反響絲毫不 亞于《繁 花》的電視劇則并非由獲“五個一獎”或“茅獎”作品改編而來，比如去年同樣收獲極高收視率和極大好評的長篇電視連續劇《狂飆》《三體》和《漫長的季節》等。

　　上述兩說似各有其理、各有其據，但后者似乎更在理、更有據。盡管電視劇可以是由某某名作改編而來，盡管對原著的忠誠度有高有低，但一經改編就是另一種獨立的藝術存在，具體到《繁花》而言，有論者更是明確斷言：此《繁花》已非彼《繁花》。

　　我也更認同后者。因此，討論電視劇《繁花》成功的緣由，與原著間的比較固然是一個視角，但更重要的則還應該立足電視劇本身，如何“改”？“改”得如何只是探討研究這部電視劇的一個視角，而且進行這種比較的重點更不是為了在兩者間比長短排座次，而是為了深入探討兩種藝術門類間各自的特性以及由此可能總結出的一些通用的藝術規律。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在電視劇《繁花》熱度尚未完全退去但對其評價研究又開始趨于理性之際，冷靜地分析一下組成王氏電視劇版《繁花》與原作金氏版小說《繁花》的異同，特別是組成王氏版《繁花》的若干主要“花瓣”又是什么或許不無意義。

　　從長篇小說到電視連續劇，對原作施以加減二法最為常見，在這個過程中，通常又是減法多于加法，電視劇《繁花》也不例外。做加法，通常只會加上若干或重要、或穿線的角色；而做減法，刀刃所向通常指向時間、人物與場景，電視劇《繁花》大抵也是如此。

　　先說時間。

　　電視劇《繁花》一刀削去原著中的20年辰光，牢牢聚焦的只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這與小說《繁花》拉開來講述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這30年間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幾乎完全不同。原作中如同“說書”般地訴說著阿寶、滬生、小毛三個童年好友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上半葉這20年的上海記憶統統被略去，生意和炒股成了電視劇絕對的主體。電視劇版《繁花》的主體基本就是圍繞著搭建兩個主場景，上演兩場商戰大戲而展開。場景一是見證了近百年中國風云變幻的和平飯店，二是作為上世紀90年代大上海繁華縮影的著名黃河路，這一舊一新兩處場景的選擇自有其深意。而在這里穿插上演著的兩場商戰大戲也各自登場：一是由阿寶“進化”而成的寶總作為民營服裝業老板范總的經銷總代理，將后者研發的“三羊牌”T恤衫成功地打入南京路商圈，使其成為與當時流行的法國T恤時尚品牌“夢特嬌”分庭抗禮的國產名牌；二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剛剛起步的中國證券市場上，寶總與南國投強總間的那場資本對決。這新與舊的兩個場景、“實”與“虛”的兩場商戰固然可以演繹出無數闡釋，但有兩個大字——時代——無論是隱是顯，不僅揮之不去，而且還是左右著這兩場大戲得以上演最重要的元素和最強勁的推手。在上世紀90年代上半葉那個特定的時代中，“改革開放”四個大字無疑是最強勁的主旋律，總設計師小平同志也正是在這個時刻發出了“誰不改革誰下臺”那振聾發聵的時代最強音。沒有了這個特定的時代，就不可能有電視劇《繁花》的這兩場大戲。

　　再說人物。

　　正是因為將時間濃縮到了上世紀90年代，電視劇對原作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必然要做出相應的減法與調整。原著中身為三大男主角中的滬生和小毛在電視劇中全然不見了蹤影，只剩下了由阿寶變成的寶總；至于其他更多人物不是音訊全無，就是電視劇中的匆匆過客。王氏版《繁花》中的人物就是以寶總和玲子、李李及汪小姐三個女性間的微妙關系為中心；而為了劇中金融、證券及商戰等情節需要，又新創了“爺叔”這個曾經在老上海金融圈中有過商戰經歷的“老克勒”角兒，否則寶總的才能便沒有了師承、沒有了比較、更沒有了創造；至于電視劇中成功塑造的另一位原作中沒有的人物強總，則使得寶總和李李及玲子間的關系多元起來，也為寶總設置了一個相匹配的競爭與比較之對手。對原作中人物的這一增刪使得全劇情節既集中又豐滿，各自的鮮明個性與彼此間的微妙關系形成了一種相互映襯相互烘托的整體格局。

　　最后再看整體故事。

　　經過對原作時間與人物的大加“砍伐”，電視劇《繁花》就演變成集中于上世紀90年代以上海黃河路為中心所輻射開去的人間煙火和激烈商戰。有成功、有失敗；有聚合、有離散；有溫情、有決絕……經過這樣一番增刪重組，電視劇版《繁花》的內容聚焦度更高、沖突更為集中，一句話也就是“戲”更足更集中。無論是時代還是人物亦或是戲份莫不如此，這當然更符合電視劇這一藝術樣式的本質需求，再加上王家衛導演鮮明獨特的導演風格，歷時三年用拍電影方式對這部電視劇的精雕細琢。盡管這是他執導的首部電視劇，但王氏一以貫之的敘事和畫面的美學風格依然清晰可見，對光影的極致掌控和對畫面的悉心追求，全劇始終被美輪美奐的王氏風格所籠罩，也終使得王《繁花》雖源于金《繁花》，但此《繁花》確非彼《繁花》，兩者雖有切不斷的關聯但又絕不是簡單的依附與主次關系，它們既有關聯又彼此獨立：一個是長篇小說中的精品、一個是電視劇里的極品。

　　組成王氏版《繁花》與金氏版《繁花》的“花瓣”雖有同有異，有繁有簡，但更多的則是組合方式的不同，導致這種不同最根本的決定性要素則還在于“小說”與“電視劇”之別，各有其自身“質”的長與短，而在各自“質”的約定基本框架下，兩者都達到了相當的藝術水準，因而才有了小說版《繁花》的大獎以及電 視劇版《繁花》的高收視率。

　　如果說以上還只是從時空、人物、美學風范等維度來拆解分析王氏《繁花》得以成功的諸要素的話，那么其實也可以反過來講，當一部作品在整體藝術表現上達到了相當高度時，構成一部成功作品最基本的若干要素，諸如時代、人物、結構、敘事等都會不動聲色地蘊含其中，在這里，“整體性”無疑是極為重要的關鍵詞。我以為這一點對提升文藝創作的整體品質更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長期以來，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創作中某些環節的不夠鮮明不夠突出，就總會聽到相關方面某些單維度的強調，諸如時代、諸如時代新人等。于是在不少作品中，時代的特質固然鮮明直白了，在這個大背景下活動著的若干人物也出現了。盡管如此，但更多的感覺則還是皮相、生硬、蒼白與表淺。細究緣由，還是因為這一切只是作者為響應某種號召急就而成生貼上去硬造出來，既沒有足夠真切的生活體驗與感受，更缺乏藝術統籌表現的功夫與能力。相反，在一種綜合統籌、整體講究、發自內心的藝術創造中，時代、新人等這些基本要素雖一樣都沒少，但又是合符邏輯地蘊于其中、不動聲色地呈現出來，如同電視劇《繁花》中的時代感壓根就沒有直陳，但在那些戲份、那些沖突背后，時代推手的巨大作用，誰又能沒有強烈的感受而予以否定呢？

　　因此，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強調文藝創作的某些單個要素不能說完全沒必要，但更應該重視的還是對表現對象的整體理解與對藝術表現總體規律的認識。但凡真正的、經得起時空考驗的精品，諸如時代、新人等要素就一定就會蘊于其中且自然地流淌而出；只重一點不及其余，多半就只能是缺乏生命力和藝術感染力的應景之作。

　　這，或許也是電視劇《繁花》成功中又一朵暗藏的“花瓣”。

　　（作者為知名文藝評論家）